《“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三十八期：语用翻译学

本/期/主/题：语用翻译学

主持人：侯国金

 

侯国金

华侨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秘书长

主持词

二十世纪初，研究涉及语言使用的语言哲学家有Russell，Keynes，Wittgenstein，以及后来的Austin，Searle，Habermas，还有最早启用pragmatics这个术语的Morris和Carnap等。语用学，随着Leech和Levinson的1983年著作的问世而问世，已快四十个春秋。根据Leech关于语用学的标准，即是否（直接或间接）涉及语者、语境、语为、语义、意图、理解、手段、语体、策略、语效（我们稍改），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不论是翻译实践或理论，还是翻译结果或过程，翻译的一切考量无不关联于上述语用因子，需要语用干涉。因此我们多次声称翻译前、翻译中和翻译后的一切准备、思考、行为、过程、结果、修补、策略、方法、风格，等等，都是语用的，或者说是语用翻译学（pragma-translatology）的问题。若如此，翻译需要一些语用知识，或者说是语用能力，在这里就是“语用翻译能力”（pragma-translatological competence），其反面则是“语用翻译失误”（pragma-translatological failure）。语用翻译学就是要融合语用和翻译为一个新的边缘学科，以语用的视角审视翻译的大中小问题，于是得出相应的形而上“译理”、形而中“译观”、形而下“译法”。没有准确的译理就没有准确的译观，也就没有准确的译法。语用翻译学的最初尝试是Hatim & Mason，Gutt等，我国的语用翻译学先驱有何自然、钱冠连等教授。全世界的语用翻译学不乏中坚力量和中青年力量。语用翻译学的研究专题清单是庞大的（至少有五十多个），也是开放的，欢迎更多的“大中小”专题及其探索，以夯实语用翻译学的研究。

多模态语用翻译：原则与方法

莫爱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

随着数字技术和融媒体的发展，人们可借助多种模态资源进行表意、交流和沟通，如社交媒体上融合视频/文字/超链接的推文、由图文组构的网络模因（internet memes）等。种种迹象表明，多模态已成为当今社会人际交往的常态。多模态符号资源对话语的表意机制、人际关系，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多模态已然介入语用学、翻译学，丰富了语用翻译及其界面研究的内容、方法、原则、范畴等，拓宽了语用研究和翻译研究的疆域。

多模态语用翻译原则

多模态语用翻译研究的总体原则是“模态-语境-交际者”的互融，旨在从语用学角度聚焦多模态话语翻译活动背后的普适性语用关系，探讨翻译产品的理解、转换和接受，洞悉多模态翻译活动中的语用推理过程、认知行为等。多模态语用翻译关注数字化背景下“交际者、语言、语境”这一语用互动关系的新变量。从交际者身份的嬗变（译者既是语言工作者，又是多模态符号转换者）到新语境下模态与语言共同构成新的语用元素，已显示语言不再是唯一的表意途径，语境也随之拓展至电子媒介、虚拟空间，逐渐呈现出数字化多模态认知趋势。

多模态语用翻译方法

多模态语用翻译具有跨学科属性，涉及多元理论与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用来探析交际者如何运用单个或多个模态资源表达意义，关联理论可帮助分析交际者如何运用模态资源表达意图以及模态意义之间的关联，眼动追踪这一具体方法有助于洞察交际者的认知机制和推理过程。传播学、社会学及文化理论则适用于勘测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交际者生成、转换多模态话语的异同，以及不同模态形式、模态间性关系、不同媒介多模态话语表达的语用效果。

多模态语用翻译之于文化外译

多模态语用翻译对拓展文化外译领域意义重大。从多维度输出中华文化、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从多模态语用翻译视角对“交际者、模态、语境”这一语用关系进行探究，有助于创新文化外译的表述内容、表述形式、表述媒介等；更有益于针对新时代技术特征、图像阅读特征、互动性融媒体特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外译的语用效果。

语用翻译与多模态的结合将翻译从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领域放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认知语境，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简言之，多模态话语常态化背景下，语用翻译研究格外关注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交际模式、新话语、新方法、新工具等。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多模态语用翻译研究将有效提升对各类多模态话语翻译现象的认知水平，深化理论阐释，从而有力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语用翻译学的新发展

曾文雄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用翻译学是语用学和翻译学研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语用翻译学不断吸收新的语用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逐渐走出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为翻译学的发展、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界面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语用翻译学早期关注的是语用成分在翻译过程中的分析、转换与再现，例如《话语与译者》（Hatim & Mason，1990）、《翻译与翻译行为：理论与实践》（Bell，1991）等著作所论述的观点。翻译学的语言学派或后语言学派不断探索语用翻译，推进语用翻译学的体系构建与完善，并体现在相关的语用翻译学的文集、专著和手册等论著中。这些著作包括《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Gutt，1991）、《语用学与翻译》(Hickey，2005)、《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4）、《翻译学归结论》（赵彦春，2005）、《语用标记等效原则：翻译评估的新方法》（侯国金，2005）、《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吕俊、侯向群，2006）、《语用学翻译研究》（曾文雄，2007）、《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李占喜，2007）、《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李菁，2009）、《语用与翻译》（莫爱屏，2010）、《翻译适应变异论》（马萧，2012）、《翻译选择与顺应过程的语用综观》（宋志平，2014）、《语用翻译学》（李占喜，2018）、《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侯国金，2020）等，从不同视角展现语用翻译学在哲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应用等层面所取得的新的发展，也成为语用翻译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随着语用学和翻译学研究的深化与融合，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界面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拓宽与发展，这可以从最新出版的两部语用翻译学相关的著作和手册得出结论。《多模态语用学与翻译：源语文本分析新模式》（Dicerto，2018）立足语言、视觉和声音等多种模态，描述了多模态文本分析模式的三个维度，包括多模态语用意义、多模态文本的语义表征和个体模态的语义表征维度，从表达型、信息型和操作型三种文本类型分析漫画、网页、儿童读物、杂志和广告等多种文本的翻译特征，探索语用学在多模态文本分析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多模态文本意义分析的解释力，为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界面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劳特里奇翻译与语用手册》（Tipton & Desilla，2019）涵盖影响和交叉点、方法论问题和应用等三部分的内容，涉及语用学的理论及语用学分支学科认知语用学、实验语用学与翻译、口译、法律口译、视听翻译、政治劝说与新闻翻译、广告翻译、手语翻译、剧院翻译、字幕翻译、诗歌翻译、模糊语翻译、科技翻译、医疗保健翻译、教育的公众服务翻等研究的界面研究，分析语用与翻译的融合，语用学理论与翻译、口译实践的结合运用，内容非常丰富，从多方法、多语类、多层面论证和充实语用学在翻译研究的解释力。

语用翻译学可以认为是翻译学在语言学派的延伸，其奠基理论框架为语境论、意图论和交际论，致力于探索原文本和原作者所持的意图以及在具体语境的操作，解释语用在译文中再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语用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同样涵盖翻译学的核心体系，包括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过程论、主体论、美学论、价值论等，以描述和解释翻译、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本质与特征，从哲学维度不断反思和构建翻译学理论，为翻译学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语用翻译学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敢于创新与发展，将对比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语篇语用学、认知语用学、修辞语用学、文学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国际交流语用学等语用学分支学科与翻译学相融合，开展跨学科研究。而且，在理论方面，语用翻译学大胆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走综合互补之路，不断创新，拓宽和深化学科的理论研究与体系构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语用翻译学经历注重理论探索与建构、理论应用，注重中外理论融合，创新理论体系，开展实证研究，用事实和语料说话，从多视角、多维度开展研究，阐释和描写语用翻译学对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两大文体类型研究的解释力，探索特定语境中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的本质与运作方式。

语用翻译学发展要求加强方法论研究，研究方法应注重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相统一。我们可以借鉴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层面构建和充实语用翻译学体系，在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等层面展开探索，进一步完善其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拓宽语用翻译学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语用学与翻译研究

夏登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有先天的学科逻辑。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的一门学问，主张将语言的意义问题放置在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翻译过程包括对原文的理解和在译语中的产出，这两个环节毫无疑问都是语言的使用，都离不开语境和意义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与语用的结合是天然的联姻关系，语用学理论必定可以运用于翻译研究。

国际上的语用翻译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例如E.-A.Gutt尝试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L. Hickey编写了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语用学与翻译》，1998）这本论文集，探讨了翻译与合作原则、礼貌研究、指示、预设等语用学经典议题之间的关系，为语用翻译研究奠定了更加全面的理论基础。国内的语用翻译研究近年来也颇有建树，研究者将关联理论、顺应论、含义论、言语行为理论、模因论等语用学理论用于翻译过程和文本的考察，从认知语用角度开展口笔译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少见。

在这些语用翻译的路径中，笔者认为，从跨文化语用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大有可为。尽管翻译在广义上包括语言内部（intralingual）和不同符号系统之间（intersemiotic）的转换，但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行为，必然涉及跨文化的语用转换，语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一系列“跨文化语用—翻译”问题的拷问，例如不同语言使用行为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译者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转换的问题？范进在回应张乡绅的恭维时采用了拒绝或否认的方式：“晚生侥幸，实在有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人际互动谦逊准则的体现，被恭维者往往以“哪里，哪里”来回应恭维者。恭维者、被恭维者以及读者都不会在字面意义上理解“哪里”的回应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仪式化/程式化的恭维回应方式。译者在汉英翻译时将这一语用行为翻译成英语文化中同等仪式化的Thank you或I’m flattered，还是根据原文中范进采用的语用策略将其翻译成I did not deserve to pass（杨宪益某处译法）之类的拒绝行为，这无疑体现了译者的跨文化语用立场。

不同语言在实施同一个言语行为时，其直接间接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译者在实现语用转换的时候往往要做出相应的选择。例如“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是《红楼梦》中贾芸以疑问形式对王熙凤实施的一个请求行为，将其译为Oh please, Aunt Feng! Do me this one favour（John Minford某处的译法），则转换成了更加直接的请求句式。同样，将“奉屈暂居寒舍”译为May I humbly offer you lodging in our poor home?（David Hawkes某处的译法）则将汉语原文的直接请求转换为英语中的间接请求（暂且不考虑humbly和poor恰当与否）。

翻译中的语用转换体现了跨文化差异和译者的选择，围绕语用转换可以开展多译本比较研究、译者风格研究等，既可以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也可以开展量化实证的“跨文化语用—翻译”研究。这些探索对于我们从语用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语用变通：中国文学走出去之金钥

王才英，侯国金

（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华侨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翻译是个跨语言、跨文化的复杂过程。文学翻译由于文学本身的语言、文字、意境等因素，译文往往出现“翻”味（原文逐字逐句的死译）。申丹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学翻译的“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的情况；或者译文出现过多的“异”味（把原文翻没了）。这两种译文都不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因为前者不利于外国读者“悦读”，后者没有保真中国文学的精华。

各国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虽然语言不同，但一些文学艺术或手法是没有国界的。多数文学作品都要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在文学叙事中巧妙地传达一种文学思想、社会隐含、审美旨趣，都是讴歌真善美和鞭笞假恶丑。这就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共通社会认知基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文化差异中的凸显“他者”文化），加之原语和译（入）语之间有差异，更兼译者素养、委托人要求等的限制，译作与原著总有差异，严重时是“两张皮”，也即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甚至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甚至认为，一切翻译都可看作“改写”，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力量。翻译界可以说已经明确认识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还是（更是）受文本内部与外部诸多要素共同制约的复杂活动。

文学翻译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热点，近年尤盛。专家学者就文学翻译的多层面进行了研究。（1）忠实问题。忠实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很多译者的追求目标。有学者认为对原文忠实会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葛浩文式的改译和编译才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能获得成功的唯一模式。若要忠实，是文字忠实？意义忠实？审美忠实？效果忠实抑或其他?（2）译者模式。刘云虹、许钧曾说较理想的译者是外国汉学家，或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如杨戴模式，并认为理想化（外国汉学家）译者最好需具备以下条件：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中国情谊、文辞修养、责任感。（3）文化接受。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达到民心相通，这取决于译文读者对他者文化的接受程度。因此，文学译介要考虑读者个人和其所处的文化语境。（4）语言问题。不管是何种翻译理念、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最终都必须通过语言呈现出来。

目前的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分别聚焦于（文化派）翻译理论研究和单纯译技的讲究（和讲解），少有译理、译观、译技的融合研究，关键问题是：（1）缺乏系统性，（2）缺乏中外译者译评对比，（3）缺乏语用学的指导，（4）缺乏（语用）修辞性考察。本文着眼于文学翻译的语用性，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语用变通才能“保真”原文内涵并服务于目标语读者的关联期待。

语用翻译学是语用学和翻译学之结合。国际上和国内的语用翻译学代表是哈蒂姆、梅森、格特、卡特福德、耶格、赖斯、泰特勒、威尔斯、贝克、科勒、希基、叶苗、何自然、金隄、谭载喜、陈宏薇、林克难、赵彦春、曾文雄、李占喜、苑耀凯、范祥涛、杨司桂、张新红以及笔者的团队。语用翻译学就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主要有关联顺应译观、构建主义译观、语用等效译观。简单地说，语用翻译学是一种语用等效变通的译论。我们提倡语用等效地解决文学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大小问题，而语用等效预设和隐含语用变通。

如何避免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不等效，包括少数的“假象等值”？其金钥为语用变通。“等效”在奈达的文献里其实指的是“近效”，即效果接近、功能接近、文体接近、语气接近。在语用翻译学笔下指的是“语用标记（价）值等效”，如以无标记译无标记，以有标记译有标记且标记程度相当。换言之，是以语义和功能为前提的措辞、句式、文体、修辞等诸方面都等效。翻译中假如标记性特征出现较大遗漏或损失，就要进行语用变通。请看二例：

（1）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贾琏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红楼梦》，第六十五回）

译1：Third Sister jumped on to the kang then and pointed at Jia Lian. “Don’t try to get round me with your glib tongue!” she cried. “We’d better keep clear of each other. I’ve seen plenty of shadow-plays in my time; anyway don’t tear the screen to show what’s behind the scenes. You must be befuddled if you think we don’t know what goes on in your house.”（杨宪益夫妇译）

译2：San-jie leaped to her feet and, pointing her finger at Jia Lian from where she stood on the kang, fixed him with a withering look of contempt. ‘Don’t try the talking horse on me, my friend! If you two want to drink, I’ll watch you drink. But count me out of it. People who work shadow-puppets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break the screen. You surely can’t be so stupid as to imagine that we haven’t seen by now how things really stand in your household?’（霍克斯译）

《红楼梦》讲述二尤之事，尤二姐和尤三姐分别是善良软弱和泼辣刚烈的性格。贾琏在小花枝巷包养二姐、尤老娘和尤三姐，贾珍甚至想和贾琏“共享”。兄弟二人与尤三姐同桌共饮，此时尤三姐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嬉笑怒骂：“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红楼梦》（908页）校注所云，“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的“杂面”是“绿豆渣子一类豆面做成的粗粮，很涩，没有油水难以下咽”。那么，这句话的规约含义是对某事你我都心知肚明，“我看你怎么收场”，“你的意图瞒得了谁？我可是一清二楚”，后面的“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其挖苦讽刺的语势很强。杨译是意译，和原文意思有距离，也即语义不等效，功能更不等效。霍译是省译中国特色的“清水下杂面”，外加直译I’ll watch you drink，其语义和功能也不等效于原文。

（2）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红高粱家族》）

译：Tall and dense, it reeked of glory; cold and graceful, it promised enchantment; passionate and loving, it was tumultuous.（葛浩文翻译）

小说这里写的是“我父亲”“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随他干爹即“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作者写到“我”“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例（2）的前一句是“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其下文是“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以及“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例（2）连续三个四字格短语是汉语特有的表达式，读来朗朗上口，而英语（修辞）即使有少量的对仗（antithesis）一般也不会连续出现三四个此类表达。葛浩文是怎么翻译的？他自然是改变了原文的句式，但很神奇地创造了三个类似于汉语四字格短语的形容词短语：Tall and dense，cold and graceful，passionate and loving，而且其他处都是精悍短句：it reeked of glory，it promised enchantment，it was tumultuous。从大处看，整个译文是三个类似构式的对仗，即形容词短语+主谓构式：（1）Tall and dense, it reeked of glory，（2）cold and graceful, it promised enchantment，（3）passionate and loving, it was tumultuous。有趣的是，三个短句都是it做主语且同指。不难看出，葛浩文在难中制胜，所倚靠的就是语用变通，语用标记值很高，达到了和译文相当的语用修辞效果。

关于争取语用等效，或者避免语用翻译失误，即不等效或假象等值，笔者认为：

（1）翻译分为佳译和误译两大类。佳译不仅语义和语法基本正确，功能、含义、态度、风格等还要等效。误译要么是语义出入较大，要么是语法上不合格，要么是功能、含义、态度、风格等方面明显不等效。佳译和误译是相对的，都是程度问题。

（2）正如任何表达失误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一样，翻译的失误（可叫“误译”）就分为语用-语言误译和社会-语用误译。

（3）若承认和借用申丹教授的“假象等值”概念，那么过分直译或死译类，算低级假象等值，可归属语用-语言误译。

（4）如果翻译在功能、含义、态度、文化、礼仪、道德、审美、风格、诗学、品位等方面有较大的缺失，算高级假象等值，便归属社会-语用误译。

（5）上述两类语用误译归根结底可归属不等效翻译现象。

（6）不等效翻译的语用失误有程度之别，译者应避免过多的不等效翻译语用失误（不论程度高低），要力避程度较高的不等效翻译。

（7）避免不等效翻译的方法就是根据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侯国金，《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2020：128）进行一定的语用变通，即采取一定的语用措施进行“适度调整”，“以注释说明，要么在上下文的比邻处补救”，等等，尽量降低不等效。

关于今后的文学翻译，有以下措施：（1）文本选择。尽量选择能全景式覆盖中国文学的中文文本（含经典和现代），选择知名译家、知名出版社。（2）系统梳理文学翻译的译理、译观、译技。在语用翻译学指导下，探讨文学翻译如何更好地保持文学性、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3）分类对比。梳理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基于语用翻译的原理或模式，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展开系统对比，对经典名著英译、散文、诗歌英译等进行新的即语用翻译学的考察，并对比它和其他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异。（4）个案研究。采取语用途径，对上述译本中的英汉语一些共享和非共享的语法构式和/或修辞构式，进行基于且有别于以往译理的语用翻译学研究。尤其是跨语言对比分析，鉴于一些文化负载词构式为英汉共享，而另一些为非共享，应采用对比的方式，进行上述的语用修辞学的构式翻译研究，旨在服务于宏观和微观的英汉语言、思维、文化的异同研究。（5）应用研究。在语用翻译理论关照下，研究文学翻译如何助力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民心相通”。再将其分析模式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多的文学体裁翻译乃至在其他学科的应用。（6）翻译问卷法。对涉及的相关译文，在外语类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英语为母语者被试中进行翻译或互译的问卷调查，以可译性、可译度、等效度等为参数，考量相关构式的音、形、义、功、效等属性的异同。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16期，总第38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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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期：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第二十九期：时代重任与多元外语人才的创新培养

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第三十一期：体认语言学学科建设及相关话题研究

第三十二期：研究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三十三期：功能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第三十五期：翻译地理学

第三十六期：儒学应在译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第三十七期：应急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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